根据《全国人大组织法》第9条和第10条的规定，全国人大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个代表团或三十名以上代表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其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事实上，行使被遗忘权不仅很难产生被遗忘的效果，反而会在很多情况下产生放大效应。对此，如果被遗忘权的反对者仅仅从个人主义的言论自由权进行反驳，那将难以支撑自身的立场。
[75]最后，从预期的角度来看，当个人在公共性的网络空间发布信息，发布者应当预期到此类信息被复制和转发的可能，并且应当承担与之相关的风险。1998年，冈萨雷斯申请破产，其物业被公开拍卖以抵偿其社保债务。例如，一个希望重返的英国政客曾经向网站提出被遗忘权的请求，要求删除其曾经浏览和整理虐待儿童网站的信息。[55]这两种理论尽管都有不同，但都意识到言论自由的正当性基础必须超越个体，从共同市场或公共领域的角度来寻求言论自由的正当性基础。一名医生要求网站删除病人对其差评的信息。
（一）支持理由 我们先来看这一权利的支持理由。[32]借用霍费尔德（Wesley Hohfeld）的权利理论来说，此类权利意味着个体可以对他者行使权利主张（claim），而他者则有责任（duty）履行此类权利主张。[19]東京地方裁判所1961年2月21日判決、行政事件裁判例集第12巻第2号204頁以下。
第一，不具有主体资格。[37]这是将没有行政主体资格、没有依据这两种情形也加上了重大且明显的程度要求。这就与奥托·迈耶的瑕疵论较为接近。[27]重大且明显说标准其实就是考虑了行政行为无效制度的救济法功能的结果，是为在撤销诉讼之外审查行政行为而设定的标准。
不构成无效者，经释明转换按照一般的撤销诉讼来审查，拒绝转换者即判决驳回。[22]但是，这类案件本身较少，还不能说日本最高法院就一般性地否定了无效的明显性要件。
因此，该行政行为已经无法起到确定权属、明确边界的行为目的，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无效行政行为。脱离功能的视角，无效与应予撤销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宣布撤销行政行为也同样能实现宣告行政行为无效的效果。对一般人而言不明显的瑕疵，对专家而言可能是明显的，所以，该标准可能扩大无效的范围。被上诉人省财政厅将上诉人黄佳星的申请作为行政复议案件予以受理，并以上诉人黄佳星的申请超过法定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实属不当。
相对而言，无管辖权或无权限依据则为规范判断问题。例如，美浓部达吉认为，法有能力法规与命令法规之别，前者常产生主张或否定某事的能力，后者常产生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实体法上的无效行政行为本没有可供撤销诉讼排除的行政行为效力可言，但毕竟有行政行为的外观存在。在登记类行政案件中，法院通常以违反审慎的审查义务作为判断行政行为无效的标准。
该条确立了认定行政行为无效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二、行政行为无效的认定标准 （一）行政行为无效的观察视角 对于行政行为无效的判断标准，学理的认识可能因立场而有所不同。
类似的表述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确认无效。它区分了一般违法与无效，但也只是在判决的原因上作出区分。
或许基于此，法院有时会在超越职权之上加上重大且明显的程度限定，[43]但这里的超越职权只是说其无管辖权。[2][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48] 第六，无法实现行政行为的目的。没有权限依据，也可称作无权限、无职权依据。在日本，二战后的判例和学说都承认行政行为的确认无效诉讼，主要理由之一就在于补救权利救济上的不完备。[7]参见田中二郎『行政行為論』有斐閣1954年22页以下。
之前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无效行政行为与公定力的关系、相对人的抵抗权等方面的问题，制度层面的研究不足，难以为实践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司法的监督功能可以通过全面审查、职权调查、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来实现，监督功能镶嵌在诉讼救济之中，同时受救济功能约束。
只有有效的行政行为，才能成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依据。从逻辑上说，行政行为自始无效，不产生法律效果，相对人自然没有履行的必要，在行政机关要求履行时，相对人可以拒绝，不应由此遭受不利后果。
反过来，若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但该行政行为并未达到无效的违法程度，法院能否直接判决撤销？因为确认无效判决较撤销判决更为彻底、严厉，基于对原告诉权的尊重，根据举重以明轻的解释规则，法院不宜直接依职权作出撤销判决，况且撤销判决还有一个不同于确认无效判决的重要适用前提，那就是被诉行政行为在起诉期限之内。为了让行政行为有效地归属于国家，国家规定了其要件，欠缺要件当然无效，法律规定的要件都是为了让行政行为归属于国家，各个要件具有同等的价值，不可能承认其有轻重之差。
早在奥托·迈耶的《德国行政法》中就已开始区分行政行为无效与应予撤销。它是指行政行为仅限于存在重大而且明显的瑕疵时才是无效的。[45]虽然法院只是说没有事实依据，但在所有权人尚未死亡的情况下，继承的违法性十分明显。损益性行政行为‘法无明文授权即属超越职权，授益性行政行为不能一概适用这一标准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3007号行政裁定书。
[21] （1）明显性补充要件说 日本最高法院并没有固守重大且明显说，在特定情形下也采用了其他标准。在王某某诉巩义市民政局婚姻登记案中，登封市人民法院认为，王某某在未到婚姻登记现场的情况下，巩义市新中乡人民政府民政所就为原告办理了结婚登记，违反了法定程序且明显违法，因此该登记自始无效，对原告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在实体法上，无效行政行为自始至终不产生效力。2018年行政诉讼法解释第99条第2项规定，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认为，结婚登记无事实依据，不具有真实性，被告于2001年4月11日对杨某与郑某作出的……结婚登记无效。[30]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2016）鲁0282行初42号行政判决书。
根据诉权保障、正当程序原则等要求，只有在确认无效诉讼中，才有必要审查行政行为是否无效。无效并非纯粹的法律定性问题，其同时也包含着具体价值衡量，不宜径直由法院依职权作出判断。在张增林、张勇诉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则认为，行政行为无效须以该行为系重大且明显违法为前提，行政行为无效的情形主要包括行政行为欠缺适格主体、职权依据等要件，或其他违法情节达到重大且明显的程度，即以一般理性人的常识即可判断出该行为的违法性。这一司法解释将审查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视为法院自身的职责，法院可径直作出确认无效判决，从而舍弃了释明转换的做法。
不具备重要的法定形式要件，要式行政行为没有采取规定形式的，也会被认定为无效。也就是说，同样是行政行为违法，法律后果上却有无效与应予撤销之区分。
当然，我国法院在实践中通常认为，请求确认行政行为无效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而在民事诉讼中拒绝审查无效行政行为问题。行政诉讼法第75条规定的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是无效的一种情形。
例如，保险法第154条第3款、证券法第181条规定，监督检查、调查的人员少于二人或者未出示合法证件和监督检查、调查通知书的，被检查、调查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审查机关可以依据其审查管辖的范围宣布该行政行为不发生作用并予以撤销，或至少在行政行为作用范围内消除其影响，以恢复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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